我国法律一向秉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但这里所说的事实其实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常提到的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是指能够被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足以说明证据的重要性。证据是否确凿直接决定劳动仲裁诉讼的胜负结果。
一、证据的特征和分类
1.证据的特征 。所谓证据是指一切能够证明争议双方主张的事实材料，有三项基本特征：
①客观性。即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材料，必须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和真实记载，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不能为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
②相关性。即证据必须要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表现为两重情况：一是证据本身就是待证事实的组成部分；二是虽不是待证事实的组成部分，但与待证事实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能够为待证事实提供证明情况。
③合法性。即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形式并按法定程序取得：第一，证据的来源合法； 第二，证据的收集方式合法；第三，具备合法的形式；第四，须经法定程序审查属实。
2.证据的分类
①书证。指用文字、符号、图画、表格等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如劳动合同书、聘任书、协议书、单据、传单、信函、电报等。书证应提交原件。
②物证。指以物品的存在、形状、质量和特征等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物证应当提交原物。
③视听资料。又称“音像证据”，指利用录音、录像磁带所记录并反映的音响或形象或计算机存储的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④证人证言。指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向裁判机关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相对较低，大多只能作为辅证。
⑤当事人陈述。指当事人就自己经历的案件事实向裁判机关所作的叙述。
⑥鉴定结论。指鉴定部门运用专门知识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结论。包括：医学鉴定、文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
⑦勘验笔录。指裁判机关的审理人员为了查明一定的事实，对与争议有关的现场、物品进行勘查、检验、测量、拍照、绘图等工作时制作的笔录。
二、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如果当事人未能尽到上述责任，则有可能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举证责任的基本含义包括以下三层：第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出证据；第二，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证据，应当予以证明，以表明自己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第三，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证据后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将可能导致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正是举证责任的存在，使得当事人真切地感受到举证的压力，强有力地促使他们积极举证以打破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从而能够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合法、公正、及时地解决劳动争议，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将举证责任引入到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阶段，发挥举证责任的法律功能，是完全必要的。
（一）谁主张，谁举证
当事人主张事实进行辩论不能空口无凭，而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谁主张什么谁就应该证明什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2001年4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已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劳动争议发生以后，调解、仲裁作为非诉讼程序，与诉讼活动一样首先应当查清事实真相，对于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辨明真伪，才能进一步解决劳动争议，满足或者保护当事人合理的利益主张。在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阶段，当事人应当像参加诉讼活动一样，积极举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劳动争议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一般意义上仍属于民事法律争议，仍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一般举证责任规定。
（二）用人单位的特殊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是公平原则和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公平原则要求举证责任在原告、被告之间的分配应当符合各自的能力要求，符合权利义务要求，并给予弱者一定的保护。在通常情况下，由原告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先提供证据，原告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供了证据并使用这些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予以反驳时，才由被告对反驳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但是也有一种例外情况，在某些特殊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案件事实的特殊性，法律在确定举证的顺序时，免除了由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首先进行举证的责任，而确定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它是基于现代民法精神中的正义和公平原则，而对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进行的补充、变通和矫正。 这是举证责任分配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因被害人对由加害人控制的危险领域里发生的侵权事件难以知晓，也难以举证证明；(2)对于该危险领域来说，加害人更容易了解案件的事实和情况，也更容易提出证据证明案件的事实；(3)让加害人对自己控制的危险领域里发生的侵权事件承担证明责任，可以大大预防损害事件的发生。这些特殊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包括如下几类案件：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等。
劳动争议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倒置，但仅仅是涉及“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情况。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考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地位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处于不平等，双方的维权能力仍然不对称、不平衡。表现在：第一，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劳动者仍然是一个个人，通常情况下与掌握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为组织体的用人单位相比是弱者，其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对抗能力依然远不及用人单位；第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隶属地位常常使其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继续处于弱势地位，例如用人单位由于其在劳动关系中的管理者地位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并因而在劳动关系中具有比劳动者强得多的举证能力；第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劳动者常常由于劳动关系尚未解除而仍然处于用人单位的管理之下，这时劳动者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行为仍然直接受制于用人者，劳动者在维系其劳动关系的考量中，不可能与用人单位“奋力抗争”；第四，有些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是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例如人事档案、用工花名册，劳动者无法提供或者很难举证。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有失公平的。本法规定，这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证据应当由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这里的“不提供”是指用人单位主观上“不提供”，而不是客观上的“不能提供”。那么，用人单位就必然因为自己不提供其应当提供的证据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一举证责任原则，应当贯彻于调解、仲裁、诉讼的全过程。
三、证据的保全 。证据很重要，但往往是当人们认识到某个证据的重要性时，它却已经无法取得或不复存在了。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日常的工作中要有鲜明的证据意识，注意随时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而且需要了解一定的证据保全的知识与技巧。
证据保全是对证据加以固定和保护的制度。是指当事人为使证据保持其固有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防止因种种原因使固有的证据灭失、损坏或以后难以取得而申请实施的保全。提出保全申请的证据，必须是对案情有较重要的证明作用的，保全的证据如果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会使案情无法得到证实，从而使当事人的主张不能得以实现。
证据保全一般可以分为诉讼前的证据保全和诉讼中的证据保全。诉讼前的证据保全，根据《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一般由公证机关进行，所以通常称之为证据保全公证。诉讼中的证据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由人民法院进行。
由公证机关出具的证据保全公证书的证据力一般优于其他一切证据，在诉讼活动中，被法院的采信率极高，是一种十分稳妥可靠的证据保全手段。但由于其程序严格、手续繁杂且需承担一定的费用，因此，除非确实必要一般不会被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所采用。
四、证据的固化
通常意义上的证据保全是指人民法院或公证机关保全证据的活动。但广义的证据保全应该也包括当事人自己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加以保全的活动。为了有所区别，将这样的活动姑且称之为“证据的固化”。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规范日常管理、完善相关制度等措施，对可能产生劳动争议的有关证据予以提前固化。
实践中应该对那些有可能产生劳动争议的证据提前进行固化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用人单位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合法的前提下，还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方才有效。用人单位在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中，应留存员工返回的对于规章制度的“征求意见表”或工会盖章返回的意见回执。
企业在突法与冲突事件之时及时报警，通过警方的介入与调查，适时固化第三方对于相关事实的证据，无疑也会在之后的诉讼中获得极为有利的局面。
电子证据的固化。电子证据可以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按照目前的规定，电子邮件、QQ聊天记录、软件、电子文档等各类信息，都可以成为电子证据，但前提是必须先经过指定机构认定。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需要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管理工作中， 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在充分认识劳动争议证据保全与固化之重要性的基础上，不断摸索、总结与改进。在这中间，适当借助“外脑”，加强对专业劳动法研究机构的咨询工作，可事半功倍。
